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在每年统计的道路交通事故中,涉及机动车的事故占比通常超过90%。机动车肇事导致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占总数的绝大多数。
深入观察机动车事故的内部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车龄在一年内的“新车”,其事故发生率并未处于低位,反而时常处于相对高发区间。这构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安全悖论”——新车拥有先进的主动安全技术与可靠的机械状态,却未能完全规避风险。究其根本,核心风险更多源于“人”的因素:大量新车驾驶者为初次购车的新手,或对新车性能、尺寸尚未完全熟悉。经验不足、操作生疏以及可能因兴奋而放松的警惕,共同推高了新车初期的事故风险。
这一现实揭示:购买新车,尤其对新手车主而言,并非进入“安全箱”,而是步入一个需要格外谨慎的“风险适应期”。
那么,当新车发生碰撞、刮擦等事故时,车主应如何应对?事故不仅带来财产损失与精神困扰,处置不当还可能影响保险理赔、车辆残值,甚至引发后续纠纷。本文旨在从全责车主的角度,探讨交通事故中新车贬值损失的主张能否获得法院支持,以及损失最终应由谁承担。
本文引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3民终15192号判决书。
案件情况如下:2024年10月19日在北京市顺义区曹某车辆追尾祖某车辆,经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支队认定曹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曹某车辆为新车,提车第二天发生事故,总行驶里程数为57公里。一审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运用成本法鉴定得该车于价格鉴定基准日的贬值损失为人民币柒万柒仟叁佰壹拾壹元整(¥77311)。一审法院判决曹某保险公司承担车辆贬值损失35000元,保险公司对此表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保险公司表示对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第三方提供的《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不予认可,同时主张即便存在车辆贬值损失,依照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以及对此条款与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告知说明,其公司对于车辆贬值损失免赔。
关于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规定,侵权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中虽然没有明确包括车辆贬值造成的损失,但该条规定并未排除在一定情形下侵权人应对车辆贬值损失予以赔偿。
具体到本案中,涉案车辆购买时限较短、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行驶里程数较少(57公里),二审法院支持一审法院酌定35000元的贬值损失。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贬值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中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本案中因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公司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由其承担车辆贬值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外”。
简言之,对于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仅凭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选项,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诸如新车贬值损失等间接损失,仍可能被判定由保险公司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简言之,道路交通事故中,车辆维修费、车辆施救费、车内物品损失、车辆重新购买费用、营运车辆的停运损失以及修车时期的租车费等,是司法解释中明确可以被法院支持的费用。
从理论上讲,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损失,因此,只要有损失就应获得赔偿,但司法解释最终没有对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赔偿作出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均要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综合予以判断,目前我们尚不具备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
(1)虽然理论上不少观点认为贬值损失具有可赔偿性,但仍存有较多争议,比如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新是否存在溢价,从而产生损益相抵的问题等;
(2)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要兼顾一国的道路交通实际状况。在事故率比较高、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尚需提高的我国,赔偿贬值损失会加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3)我国目前鉴定市场尚不规范,鉴定机构在逐利目的驱动下,对贬值损失的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由于贬值损失数额确定的不科学,导致可能出现案件实质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负担;
(4)客观上讲,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规定贬值损失可能导致本不会成诉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减少纠纷。
综合以上考虑,目前,我们对该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当然,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
简言之,对于车辆贬值损失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可以被支持,但也是酌定适量赔偿,严格把握。将车辆贬值损失列入司法解释会加重交通参与人与各级人民法院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纠纷解决效率。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交通事故中新车贬值损失的承担主体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车辆贬值损失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赔偿项目,司法实践总体上对其持谨慎态度。仅在符合“准新车遭受重大结构性损伤”等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下,该损失才可能被视为直接财产损失而获得法院支持。本案中,涉事车辆购买仅两天、行驶里程极短,且损伤涉及纵梁等核心结构件的切割焊接,完全符合上述例外情形,因此其贬值损失主张获得了法院的酌定支持。
在侵权人(全责方)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损失最终是否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核心在于保险合同中相关免责条款是否对投保人生效。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保险公司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负有严格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若保险公司仅以格式条款载明“间接损失(含贬值损失)免赔”,而未能充分证明已就该条款的涵义、后果向投保人进行了有效说明,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仍需承担赔付责任。本案的判决即清晰体现了这一裁判规则。
对新车车主(受害者)而言:在车辆发生严重事故后,若符合“准新车+结构性损伤”条件,应积极通过司法鉴定固定贬值损失证据,并勇于通过诉讼维权。诉讼焦点不仅在于证明损失存在,更在于挑战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效力。
对侵权人(投保人)而言:应关注保险公司在投保环节是否对免责条款履行了充分的说明义务,必要时注意保存相关证据,以便在纠纷中维护自身权益。
对保险公司而言:应切实完善和规范投保流程,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必须达到“足以引起注意”和“明确说明”的法定标准,并确保过程可回溯、可证明,以避免因条款效力不被认可而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
对司法与监管而言:本案及类似判决明确了在特定情形下支持贬值损失的裁判尺度,并对保险公司滥用格式条款免责的行为进行了必要限制,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保险市场的规范运行。
综上所述,新车贬值损失的承担问题,本质上是侵权责任认定与保险合同条款效力审查相交织的法律问题。它警示我们,在交通事故纠纷中,法律不仅关注损失的客观性与因果关系,更通过严格审查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式,致力于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维护实质公平与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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